撰文 / 林雅容
聽過海豚溫特的故事嗎？
牠是一隻瓶鼻海豚，出生才兩個月，就意外被捕蟹網纏住，堅韌鋒利的尼龍網幾乎切斷了牠的尾鰭。還好，在獸醫與照護員日夜不懈的細心照料之下，海豚寶寶溫特終於逐漸恢復健康，然而嚴重斷裂的尾鰭卻保不住，溫特只能像魚一樣左右搖擺著梭子般的尾巴游泳。一位義肢矯具師得知此事後，決定幫溫特製作一副新的尾鰭。在一家輪胎公司的支持之下，義肢矯具師研發出不易脫落、穿戴舒服的橡膠尾鰭，溫特終於能像一般海豚正常游泳，不但鼓舞了許多因傷而失去肢體的人，因牠而發明出來的材質更改善了人類義肢的品質。
這則感人的故事發生在美國佛羅里達的清水海洋水族館（Clear Water Marine Aquarium）。溫特是幸運的，清水海洋水族館是非常特別的水族館，沒有海豚跳火圈，沒有海豹頭頂球，也沒有海獅餵食秀，它是一座專門拯救、復健、野放（Rescue, Rehab, Release）海洋動物的獸醫院。
美國擱淺救援有細膩且專業的分工
當鯨豚擱淺發生時，現場人員通常會先判定是死亡或活體擱淺。若是死亡擱淺，視動物腐敗狀況會進行現場或後送解剖，採取需要樣本並探究死因；若是活體擱淺，則需要現地先做基本的呼吸、心跳、抽血等檢查，考量動物種類、年齡及健康狀況之後，由專業獸醫判斷直接現場野放（下圖左半）或後送救援（下圖右半）。
在美國，後送救援之前的所有工作，包含死亡擱淺的解剖、查明死因，以及活體擱淺的檢查和現場野放，都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必須全權負責的，民間保育和學術單位也會合作輔助，但公部門應當擔起鯨豚保育的責任，也就是該將心力放在查明擱淺（無論死亡或活體）的原因之上。而單隻活體的後送復健、救援、及野放，則是由政府認可的民間非營利組織，如清水海洋水族館來處理。
美國如此分工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單隻鯨豚的復健野放，並非是鯨豚或海洋保育的範疇，而屬於人道與教育工作。然而，參與過鯨豚救援復健的人都知道，一隻海豚的復健工作需要耗費大量的金錢與人力，小小的非營利組織如何負擔得起？
當你走入清水海洋水族館，其實感覺會和一般水族館有些類似，雖然動物種類不多，但可以見到帶著新尾巴的瓶鼻海豚溫特，和牠的同伴霍普在大水池裡悠游，也可以看到海龜、鯊魚、鵜鵠的展示，甚至可以餵食魟魚。不同的是，這些動物都是因傷被救援而來，經治療後雖然康復，卻被獸醫評估無法再回到野外生存，因而只能在此安置。清水水族館經過美國政府的審核，擁有合格的醫療設備、專業知識與充足人力，因而獲得野生動物救援與展示許可。因此，雖然屬於非營利單位，但可以如同一般水族館般經營，收取入園費用，也能接受捐款。這些支持，都是清水水族館得以持續人道救援海洋動物的原因之一。
不同國家對於救援擱淺鯨豚有其態度與作法
相較於美國所投注的心力和專業，由於民風、法規和擱淺型態的不同，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對於單隻鯨豚的救援復健其實抱持著不同的態度。
以英國來說，從事鯨豚保育三十年的國際鯨豚保育組織（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WDC）就言明，從動物福利的角度，以及多年來處理擱淺的經驗，就地進行可以執行的醫療然後野放，或對情況不佳的動物進行安樂死，才是最為人道的處置。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法規不同，政府並未規劃圈養及展示擱淺動物的許可，非營利組織無法像清水海洋水族館一樣，擁有足夠的人力物力治療並復健擱淺的鯨豚。
國際鯨豚保育組織認為，移動擱淺鯨豚會造成動物極大的壓力，也可能在過程中傷害牠們，圈養醫療不會比就地處置的效果更好。而且，許多鯨豚原本就是因為疾病或受傷而上岸，後送更是延長牠們受苦的時間。因此在英國，從保障動物福利的角度，活體擱淺的後送復健不會是他們的選擇。
而在紐西蘭，情況更大為不同。紐澳時常發生的大部分是大型鯨如領航鯨、虎鯨的集體擱淺，不可能進行後送復健，但卻建立起現場處理的專業。除了深入研究如何現場野放，設計出各種協助大型鯨野放的設備；也審慎評估如何在快速減輕動物痛苦，保障人員安全，以及防止藥物污染的情況下，為不可能復原的鯨豚實施安樂死。
台灣，也有不適合後送救援的鯨豚
台灣的狀況又是如何呢？如果溫特是擱淺在台灣，我們有能力救治牠嗎？台中高美濕地曾有一隻侏儒抹香鯨幼豚擱淺，體長僅有一公尺多，牙齒都尚未長出。我們能為牠做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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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儒抹香鯨生性膽小，極易因壓力而緊迫死亡，復健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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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隻侏抹寶寶靜靜地躺在沙灘上時，中華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的群組上，正急迫且激烈地從種類習性、復健方式、所需專業與人力，以及妥當的水池設備等種種面向，討論可能的救援方式。
侏儒抹香鯨是非常敏感、容易緊迫、不易圈養復健的種類，加上尚未成年的幼豚還未脫離必須和母親緊緊相依的哺乳期。如果考慮後送復健，除了動物要承受移動和圈養莫大的壓力與風險，也必須在設備齊全的水池，由鯨豚專業獸醫和照護人員數小時插胃管餵食一次，二十四小時連續不斷的陪伴照顧。
「一天插六次胃管我們做得到嗎？一天插六次胃管動物受得了嗎？」討論中這個問題很沈重地被提了出來。在美國著名的鯨豚醫院莫特海洋實驗室（Mote Marine Laboratory），幼豚是由四位專職人員加上許多志工才撐過哺乳期。台灣鯨豚獸醫屈指可數，志工人力也不穩定，而且目前並沒有適當的救援水池。再者，即使復健成功，沒有母親教導如何在野外求生，牠恐怕必須一輩子都需要圈養在人工環境裡。
經過百般思量與反覆討論，就地野放，幼豚無法獨自生存；後送復健，動物會受到極大的折磨，存活機率仍低，於是，如果考慮能夠減輕動物痛苦的方式，似乎，安樂死成為唯一人道的選擇。
台灣擱淺救援的下一步？
台灣從成立擱淺救援組織網，開始有組織地處理擱淺事件至今，即將邁入第二個十年。高美濕地的侏抹寶寶，不是我們的第一隻，也不會是最後一隻不適合後送救援的鯨豚。在台灣，單隻活體擱淺佔了所有事件的四成以上，未來，我們勢必需要面對更多這難以決定的選擇。鯨豚擱淺救援走了二十年，台灣不但在實務和研究上已累積了不少經驗，社會狀況和保育風氣也與二十年前截然不同，或許，是時候整理過去經驗，再次調整更適合現狀的作法了。
美國政府將重心放在鯨豚保育，民間負責人道與教育工作的分工，明確區分的權責或許值得我們參考。政府可以投入資源更深入地研究擱淺現場的診斷與醫療，現場野放的可能性，以及妥適的安樂死程序。例如：美國的安樂死研究除了探討如何減輕動物苦痛之外，甚至談及環保安樂死，讓藥物不遺留現場危及其他動物或人的生命；而紐西蘭現場野放技術的研發，已經可以使用特殊浮桶野放大型虎鯨，台灣也需要更多符合我們在地的擱淺現場研究。更重要地，長年累積的擱淺資料應研究如何應用於保育策略的制定，得以幫助仍在海中更多的鯨豚。
後送鯨豚的人道救援則可以由民間團體來負責，同時擔起教育責任，向大眾說明擱淺救援之目的與價值，也由民眾的力量來支持鯨豚復健與保育教育的工作。政府與民間各司其職，讓擱淺救援過程中的每一步驟都經過審慎評估與徹底執行，如此方為動物之福，也讓我們更有準備地面對未來各種救援狀況的艱難抉擇。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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