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人臉譜]擱淺鯨豚的解語人—中華鯨豚協會姚秋如理事長

這一天，初春的台中早晨剛下過雨，將台中科學博物館植物園內嫩綠的新芽洗得清新無比。星期一科博館不開放，少了喧囂的人群，漫步於綠意盎然、花團錦簇裡，彷彿遊走在森林中。結果真的像小紅帽一樣迷路了！趕緊撥了電話給姚秋如博士，她的聲音輕輕柔柔，很為我著急，思忖著說這裡的路挺複雜的，想要親自出來接我。還好，很快我就找到正確的路。

走到科博館公務門門口，就見到姚秋如博士的盈盈笑臉。姚博士目前擔任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也是中華鯨豚協會的理事長。其實認識姚博士好些年了，我們相交不深，但她在我的印象裡一直是位溫柔敦厚的學者，雖然持著犀利的解剖刀，卻溫和而堅定地走在鯨豚研究的道路上。從解剖第一隻偽虎鯨至今，姚博士的鯨豚歲月已流轉了二十多個年頭，和台灣的鯨豚保育歷史等長。

沙港事件 澎湖女兒投入鯨豚研究

1990年的沙港事件是台灣鯨豚保育的起點。

1990年春天，澎湖沙港的漁民一如往年，開始進行圍捕海豚獵殺分食的傳統。但是，不同於過去三、四百年的是，這一年，國際保育組織信任地球（Earth Trust）錄下了屠殺海豚的畫面並公開播映。隔年，政府將所有鯨豚類動物納入野生動物保育名單。沙港事件，於是成為台灣鯨豚命運的轉捩點，開啟了台灣的鯨豚保育。

這是大部分從事鯨豚相關工作的人都熟知的歷史，然而當我聽著姚博士再次娓娓道來，我才發現，原來它也是姚博士進入鯨豚保育的起點。

「當時我還在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念碩士，研究主題其實是螃蟹。不過沙港事件發生後，開始有資源調查的計畫，因為我是澎湖人，於是就有機會協助漁民的訪談。」姚博士說。

澎湖是漁村社會，對澎湖人來說，海洋就是賴以為生的依靠，許多吃食都來自於海洋，包括海豚。澎湖的老人家說，海豚是「海龍王賭輸的」，是上天偶爾的賜與，尤其在過去物資貧乏的年代，海豚肉更是重要的蛋白質來源。

身為澎湖的女兒，姚博士第一次接觸鯨豚也是在餐桌上。「我只知道那盤肉是『海鼠』，發現海鼠其實是海豚後，有點訝異。不過，海豚真的並不好吃。」她回想說道。透過與故鄉長輩的閒談，姚博士逐漸理解沙港捕獵海豚的歷史背景：「舊時沙港捕獲的海豚會依個人出力比例發放，豐收時甚至還可以分給旁觀者，對村民來說宛如節慶一般。在當時生活較為困難的日子裡，那是人與人之間分享的淳厚之情。」她在「鯨豚的保育」一文中回憶著。

即使出身於獵捕鯨豚的文化，然而，姚博士並不認為現代應延續舊時傳統。「當然台灣所有鯨類都已禁捕，但也因為海洋污染嚴重，鯨豚已不適合食用。另外，台灣人已不虞匱乏，反倒是鯨豚在海中所面臨的生存危機更為嚴峻。」她說。

從救援擱淺前線到研究典藏後端

沙港事件後，姚秋如博士因緣際會加入台大周蓮香教授的團隊，協助擱淺鯨豚的處理工作。

擱淺鯨豚的前線處理是流血流汗的辛苦工作。

「我處理的第一隻擱淺動物是偽虎鯨，」姚博士說，「那是1994年一月在蜜月灣。蜜月灣的潮間帶很長，我們迎著東北季風走到現場，當時我們都沒有經驗，工具也不齊全，幾個人拿著小小的手術刀或徒手，將長約三公尺的動物解剖分裝，再一袋一袋扛回岸上。」

姚博士說得輕描淡寫，但這幅畫面卻是第一線擱淺處理人員再熟悉不過的平常。鯨豚一般體積重量都驚人，就算是看似較小的江豚，成熟個體差不多還有五、六十公斤，死亡擱淺若無法後送處理，通常都得直接當場解剖。寒冬颳著冷列海風，酷夏晒著熾熱太陽，遇到死亡多日的動物，還得忍受自然分解後飄散於空氣中及附著在衣物指甲裡的味道。辛勞時揮汗如雨，對著龐然大物揮刀也時有受傷的情形。鯨豚解剖堪稱是流血流汗的血汗工作，然而卻是後端研究與保育工作的基礎。

鯨豚研究非常困難，一來因為人無法在海上自由來去，海洋研究通常需要花費龐大經費在船隻與器材上；二來鯨豚移動速度快、範圍廣，觀察與資料蒐集極度困難。棲息於近海的種類譬如中華白海豚，已經是比較容易研究的鯨豚，許多害羞的種類像是侏儒抹香鯨，即使在海上驚鴻一瞥，通常也只是遠遠地看見半顆頭而已。因此，擱淺上岸的鯨豚非常重要，牠們帶來自身種類、族群，以及海洋環境的種種訊息。

「我的學習與工作一直是連貫的，就是擱淺標本的研究與處理。」姚秋如博士說。從第一隻偽虎鯨開始，二十多年來，姚博士已經解剖過至少兩百隻的擱淺鯨豚。而目前的工作雖然已退出前線，但她在科博館仍持續鯨豚的標本收藏、研究、教育與展示。

典藏鯨豚標本的重要任務：研究、科教與展示

穿過左彎右拐的長長走廊，我和姚秋如博士來到了科博館位於地下室的鯨豚標本室。為了長久的收藏與保存，標本室裡恆年維持著一定的溫濕度，一走進去，馬上就感受到不同於戶外春雨剛過的乾爽。

不像一般展覽吊掛在空中令人歎為觀止的巨大鯨豚骨骼，標本室裡的動物平實地整齊擺放。標本室的一邊是長長的巨大櫃子，長度超過三公尺的鯨魚一隻隻地排在格子裡；另一邊則是一包包於架子上堆放到天花板的散裝標本，另外還有一個超過一公尺長的鬚鯨頭骨，可能沒有夠大的櫃子容納，悉心地蓋了一張塑膠布擺放在地上。

排排站的鯨魚標本。		大村鯨頭骨。

「科博館從1980年代就開始收藏鯨類標本，第一隻是侏儒抹香鯨，也是台灣的第一隻新紀錄種（註）。」姚秋如博士說，「中華鯨豚擱淺組織網（科博館亦是組織成員之一）在1990到2000年代開始大量處理擱淺鯨豚，科博館應該是目前台灣鯨豚標本在量和多樣性上都是第一的博物館。」

除了大量的東部大洋性海豚如熱帶斑和皺齒海豚之外，科博館也有許多的中大型鯨，其中最特別的是朗氏中喙鯨。朗氏中喙鯨是最為神祕的鯨豚之一，可能因為生存在遠洋深海，因此少有目擊，生活史不詳，全世界有記錄的標本也只有十多件，而科博館就有一件。

另一件擁有有趣故事的標本則是大村鯨。大村鯨是2003年才被確認的新物種，而且是台灣擱淺最多的鬚鯨。在2003年之前，大村鯨都被辨識為其他種類如大翅鯨，直到日本學者透過各地標本的研究後才確認為新種。我很榮幸曾經參與這段歷史，當時陪同Yamada教授到科博館以及成功大學檢視大村鯨頭骨，看著Yamada教授鉅細靡遺地觀察這些死去動物的骨骼型態，推測神經肌肉走向，我深刻地感受到擱淺鯨豚的珍貴之處。

姚博士表示，自然史博物館的任務就是典藏，做有系統的管理，因此只要有鯨豚標本，科博館都會盡量蒐集。透過典藏標本，研究人員才有機會了解這些動物。例如姚博士目前正和香港城市大學與香港大學的學者合作，針對港台兩地鯨豚族群如江豚和中華白海豚的牙齒進行切片，鑑定牠們的年齡，來進一步判斷其族群結構與瀕危程度。

除了研究之外，鯨豚標本也是展示和教育的材料。動物標本分為兩種：研究標本和展示標本。研究標本通常是零散的，可以動手檢視、測量、採樣；而展示標本一旦完成原則上就不能動了，由於需考量美觀與氣味，加強的漂白過程也會破壞標本的生物特性。那麼，如果一件珍貴標本需要可供研究又具有展示教育價值的話，該怎麼辦呢？此時即可以考慮使用複製品，現在的複製技術很純熟，不但可以達到整體展示的美感與教育功能，亦不會損害原標本的研究價值。

科博館的DNA生命密碼展介紹生物演化與彼此間的關係，其中亦包括鯨豚。（姚秋如博士提供）		鯨豚的牙齒切片。（姚秋如博士提供）

「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最大的貢獻就是增加了臺灣的鯨豚標本與人才。」姚博士語重心長說道，「一個國家的人對於本土自然史是否認知深入，需要靠自身的物件（標本）和專業人才來研究，無法靠文獻，也不能靠外來的和尚每三年來唸一次經，而自己卻不了解本土的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在應用方面，也因為有這些標本，我們方能訓練人才，才有專業的傳承。」

二十多年來，透過中華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的運作，這些迷途上岸的海中精靈得以在呵護的手中揭露海洋的訊息，讓我們有機會更了解台灣鯨豚與海洋的歷史。

姚秋如博士擔任中華鯨豚協會理事長雖然才一年，但她與協會的淵源卻已超過十載。「鯨豚協會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姚博士說。

當年周蓮香老師成立鯨豚協會的時候，姚博士和許多學生想當然耳都是會員，但也因為有機會參與各項鯨豚保育工作，所獲得的經歷和學習，方才成就許多的研究人員和鯨豚領域的專業。如今成為鯨豚協會的大家長，姚博士認為，鯨豚協會是民間團體，扮演著學術界與政府之間重要的中介角色，協助政府保育以及學界研究的需求。她除了希望延續在鯨豚擱淺方面的努力之外，也期許能多著墨於動物保護與福利，例如持續保育教育和落實賞鯨規範。

我告訴姚博士，小時候，我一直以為鯨魚和海豚是電視中、是國外才有的美麗動物。姚博士說，她也是！然而，短短二十多年，姚博士從拿著小手術刀解剖的生澀學生，蛻變為熟稔臺灣鯨豚的專業學者，她就如同臺灣這一路以來在鯨豚研究與保育上的成長。姚博士當初解剖的第一隻偽虎鯨，現在仍靜靜地躺在科博館的標本室中，見證著她一步步成為擱淺鯨豚的解語人，為牠們解開生命密碼，訴說牠們原本神祕的故事。

註：新紀錄種指的是過去從來沒有在台灣出現過，第一次被紀錄的種類。

延伸閱讀：

• 海中的巨人與精靈—鯨豚的保育 http://www.abc-school.com.tw/kids/i/hun4/h5.htm
• 秀色正可餐？http://e-info.org.tw/issue/thesis/whale/issue-thesis01031601.htm